外商直接投资质量论比数量论更重要

　　FDI(外商直接投资)是一个矛盾体。当FDI流入我国数量多了的时候，民间的左翼话语也多了起来，“外资威胁经济安全”装饰着理论家忧愁的面容。当FDI开始减少时，人们又会惊叹中国吸引力的下降，印度的剧烈分流作用以及美国税收优惠带来的美资回归。

　　近日，商务部外资司司长胡景岩的发言就表达了对这两种说法的不同意。他驳斥了外资将威胁中国经济安全，并且，他很乐观地表示中国吸引的FDI在2006年将会保持600亿的规模。这也作为对2005年前11个月外资同比下降1.9%的回应。2004我国的FDI是606亿美元，2005年为603亿美元，导致了一些人认为这是中国经济进入黯淡时期的信号。

　　FDI的逐渐下降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。简单地举一个例子，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，每年的关税总水平下降1个百分点。要知道，FDI就是绕开关税和贸易壁垒对商品贸易的一种替代(国际贸易上的术语叫沿着“罗勃金斯基(Rybczynski)线)。当商品贸易的关税下降，自然会使得FDI变得式微一些，商品反向替代FDI的效应发生了，于是关税的下降总是或多或少地让FDI下降，于是FDI最近下降0.5个百分点，也很正常。

　　FDI数量论并不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判断。另外，东盟国家和印度截留中国的FDI也是一种肤浅的认识。实际上，中国吸引FDI会促进这些地区的FDI涌入，因为FDI在中国的产能扩大，需要更多的原材料和配套生产环节的投资，来满足FDI在中国扩大的产能。就像一个车间的业务量突然加大，也必然导致下一个车间增加人手一样。而诸如越南这样的国家就承担了FDI的跨国生产链的配置功能，成为在中国的FDI的后端或者后续资本。如果考虑到在中国的FDI的时滞效应，就很好解释，为什么近年孟加拉、越南、泰国等国家的FDI来势日趋猛烈，FDI的全球产业链使然。

　　但是，必须要提醒的是，FDI还存在一种质量论，不过，FDI质量论总是被忽视。2005年相比过去的年份，FDI的国别性质的比重起了很大的变化。美国和欧洲的FDI流量开始下降到总FDI总流量的30%以下，来自日本的FDI亦有回缩之势。韩国、中国台湾地区以及乔装打扮的本国资本(在开曼群岛、英属维尔京群岛和萨摩亚三个自由港注册，冒充外资，曲线回国，以图外资税收优惠)在总FDI流量比重中剧烈扩张。比如，这三个自由港在FDI流量中的比重已由2004年的16.51%上升至21%。韩国资本近年来在中国的扩张速度，让人想到韩剧的流行速度。

　　FDI质量论的重要学理依据是溢出效应(Spillover)，就是FDI资本所内含的人力资本、R&D投入等因素通过各种渠道导致的技术非自愿扩散，并这些收益并非为跨国子公司所攫取，而是和本国的企业一起分享。例如，FDI带来的培训促使了人力资本市场的提高，FDI带来的产业间溢出效应，刺激了前后的供应链，带动FDI上下游供应商的技术和标准化，这些厂商大部分是国内企业。

　　不得不残酷地说，从整体上看，韩国、台湾地区以及乔装打扮的本国资本用溢出效应衡量，是非优质FDI。这些FDI更多的是一种成本驱动型外资：利用我国的劳动力报酬低下以及土地资源的低廉获取，实行产能的低技术扩散型转移。尽管它们带来了一些就业岗位，但却没有带来更有力度的技术变迁，提高全要素的生产效率。在考察FDI对我国GDP的额外贡献率，发现韩国、台湾地区以及乔装资本的溢出系数为0.0958,而美欧的溢出系数高达0.212。

　　在1988年-2002年之间，中国的FDI的溢出效应比2002年以后要高。反观印度，近年FDI猛涨，更可贵的是，FDI的溢出效应呈现上升趋势，均值料想应该高于中国。这种FDI质量论考察才是中印之间确凿的差距。我们必须要检讨，考察FDI的立足点是否应该多元，不要仅仅纠缠FDI的数量大小，也别仅仅讨伐我国内资企业所得税为33%外商15%的不合理双轨，而是要加入评估FDI的质量体系的因素，用一种多元主义的通达视角来把握经济图景。就像北岛的诗句，“让理解展开自己所有的旗帜，无论是床单、炊烟或黄昏”。